从小百货到服装店的艰难起步

生意起来以后，发货就成了最辛苦、也最惊险的事。我们本地把批发进货叫“发货”。那时候县城附近没有什么像样的物流，要进服装、鞋子、裤子，主要得往西安康复路跑，偶尔也去宝鸡马道口。

去西安发货，是一场拿命换钱的跋涉。凌晨两点多，天黑得像锅底，孩子他妈就要摸黑出门，去坐私人承包的班车。那时候的班车条件差得没法提，车上没有暖气，没有空调，底盘还四面漏风。四个多小时的车程，人坐在硬座上，一路颠簸到西安，脚早就冻得发麻，下了车踩在地上像踩在棉花上，完全没有了知觉。早上六点半到了康复路门口，最指望的就是那一碗热腾腾的云南米线，再配上一个千层饼。那口热汤喝下去，人才算重新活了过来，吃完抹把脸，就得赶紧去看货、讲价、打包。

路上的凶险，现在想起来都让人后怕。去西安要翻塬、走坡道，冬天一下雪，班车就得绑防滑链。有一回，班车半路抛锚不走了，说是大雪天把油箱冻得结结实实。你猜司机咋办？他竟从路边寻来一把麦草，直接垫在油箱底下点起明火烤！一车人还傻坐在上面，突然火烟窜起来，车身哐啷哐啷一阵摇晃，大伙儿这才吓得连滚带爬往车下跑。在那条路上，翻车的惨剧也不是没听说过，去发一趟货，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。

除了路险，最怕的还有人险。有一回，孩子他妈在康复路进完货，雇了一辆三轮车拉着两大包衣物往车站赶。到了玉祥门附近，刚好碰见一辆回扶风的班车，她心一急，跳下三轮车就去路中间挡车。等她转头一看，那个三轮车夫竟然蹬着车，连人带货跑得没影了！那可是家里全部的本钱啊。天擦黑了，她一个人又急又饿，咬着牙走到了康复路派出所报案。那时候没监控，警察拿出一本厚厚的执照花名册让她认。几百张照片，她愣是指着其中一个说：“就是他！” 警察让她先去车站附近的便宜旅馆住一晚，她一个人熬了一整夜，哪里合过眼。好在她眼尖、记性好，第二天早上再去派出所，那两个大包袱已经原封不动地躺在那里了。

相比之下，我发货就吃过大亏。有一年快过年，西服特别好卖，店里忙得转不开身，媳妇就给了我几千块钱——那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，让我趁周末去西安发一批西服。我把一大包西服打好包，也叫了一辆三轮车。到了院子里，我还得上去拿另外一件货，那车夫满脸堆笑地说：“包太重了，你上去拿，我就在下面等你。” 结果我上楼说了几句话的工夫，再下来时，人去楼空。那么大一包西服，就这么丢了。我不像她还能认人追回来，最后只能两手空空地回了扶风。那种心疼又窝火的滋味，真是刀剜一样。

货能发回来，还得靠人一包一包往回扛。那时候买不到像样的推车，那种简易的钢管塑料拉车，放上两个大包袱，不是钢管变形，就是一拉就翻。一包货少说也有六七十斤，两包加起来上百斤，根本没法用车推。没办法，孩子他妈只能一包搭在胸前，一包沉甸甸地背在身后，左右手还得提着十几盒不能压坏的皮鞋。旁边大个子的男人看见了都感慨，说这么小个子的女人，咋能扛得动这么重的货！长年累月这么勒着、扛着，她的手心里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，后来娃摸着她的手说，那简直比脚底板还硬，像铁板一样。

生意做久了，她不仅练出了力气，也练出了眼光和胆量。比如当时流行的健美裤，十几二十块钱一条，走量快。而那种底下是硬塑料、上面是布的板鞋，死沉死沉，一双可能才挣五毛钱，累人还不讨好。她就自己琢磨，进一些便宜的纱巾，灵机一动把纱巾扎成漂亮的花卖，县城的妇女娃娃戴在头上可好看了，价钱一下子就上去了。同行后来都叫她“老前辈”，夸她脑子活络。

一到腊八会前后，过年置办新衣服的人挤满了店面，小偷也跟着扎堆。有的小偷狡猾得很，偷偷把店里的衣服套在自己衣服里面，外面一罩就想溜。那时候店里亲戚多，小舅、小舅妈，还有宝珠、明明、燕娥都来搭过手。人多看不过来时，小舅妈就干脆站到凳子上居高临下地盯着，一旦发现有人偷衣服，追出去硬生生把衣服给扒回来。

最狠的一次，孩子他妈在发货时遇到小偷伸手摸她的钱，她不仅没躲，反而毫不犹豫地抽出身上的皮带，在大街上把那毛贼抽得抱头鼠窜。旁人都劝她：“这种人惹不得。”可她说：“怕啥呢？你不硬一点，东西就让人拿走了。”

回想她刚来县城时，在学校门口卖个瓜子都张不开嘴。这短短几年间，那个腼腆的农村妇女，硬生生被这几百公里的风雪长路、被生活里的坑坑坎坎，逼出了一身江湖儿女的泼辣与悍气。

到了1992年前后，城关初中搞门面房集资，每户出2万块钱。我们家也拿出了这笔钱，得到了这个后来算下来一共11年期限的门面。从麦草胡基土墙的小摊摊，终于走到了一个像模像样的门面前。这几年，最要紧的不是算计挣了多少钱，而是我们两口子，硬是咬着牙，把一个家从地摊上撑了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