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休养到飞凤市场重新开张

1995年，儿子考上了中等师范，离家去外地读书了。娃这一走，原本拥挤喧闹的家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以前孩子在身边，吃饭、上学、衣裳、零花，样样都要操心。现在他去外地住校，家里少了个天天要照应的人，心里有舍不得，但也有一点松下来。

从1994年前后忍痛停掉城关初中门口的生意算起，孩子他妈在家里实打实地休养了将近两年。说是休养，其实哪能真闲着，只是不再像前些年那样熬夜守店、凌晨摸黑跑西安、一个人死命地背货了。早些年为了挣钱，她把身体透支得太狠，连听到“发货”两个字都直发怵，这两年算是让她好好倒了一口气，慢慢把气血养回来了一些。

可是，做过生意的人，心很难真正闲下来。到了90年代中期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在县城里刮得正猛，街面上人头攒动，买衣服的人络绎不绝。看着别人开门面挣钱，看着时代的热闹，她那颗刚安稳没多久的心，又开始泛起了波澜。尤其儿子去了外地，家里少了牵挂，她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，心里那股不甘心的劲儿又慢慢起来了。

到了1996年前后，身体刚见好转，我们就决定重新出山。这一次，我们没回城关初中，而是在扶风县的飞凤市场租下了一间门面，重操旧业做服装。这和当年卖瓜子冰棍可不一样，她已经是商海里摸爬滚打过的人了，怎么看款式、怎么进货，她心里有底。凭着前几年积攒下的经验，生意很快就上了轨道。后来眼看着一间门面不够，我们又在正街底下盘下了第二个门面。

两家店听着风光，可这就意味着双倍的操心和双倍的劳累。一个门面要看，两边货要调，哪里缺货，哪里压货，恨不得把一个人劈成两半用。生意一旦运转起来，人就成了停不下来的陀螺。也正是在飞凤市场重新营业的这个阶段，发生了一件险些要了她命的大事。

那一次，她刚从外地发货回来，大包小包的货刚用拉车运到商店门口的台阶前，还没来得及卸货喘口气，一辆路过的车没长眼，一下子把她挂倒了。本来长途奔波人就已经累到了极点，这一挂，她直挺挺地向后仰倒，后脑勺重重地磕在地上，当场就休克了，人事不省。

那场面把周围人都吓疯了，大家七手八脚赶紧把她送到了镇上的中医院去抢救。那是真真切切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。万幸命是抢回来了，可光医药费就砸进去了好几千块钱。在那个年代，几千块钱绝对是个大数目。事后想起来，大伙儿都后怕得直冒冷汗——哪怕稍微磕偏一点，或者抢救晚一点，人可能就没了。

这次死里逃生，成了她半生商海搏杀里最惨烈的一个注脚。其实，意外之所以差点致命，多半是因为身体早被长年累月的劳作掏空了。那时候连像样的拉货车都没有，买来的简易钢管塑料车，放上两个大包袱就压得变了形，一拉就坏。无数次，她只能靠自己这双手去生拉硬拽一包六七十斤、甚至两包加起来上百斤的重货。常年的重体力劳动，让她的手掌磨出了一层厚厚的硬皮硬茧，后来连儿子摸着都掉眼泪，觉得那双手硬得像一块铁板。

从休养生息到飞凤市场重新开张，外人只看到两间门面的热闹，却不知道这背后不仅有汗水，更有鲜血和几度生死的惊险。她就是用这副看似瘦弱、实则强悍的血肉之躯，硬扛着这个家，跨过了90年代的惊涛骇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