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相识到结婚

1979 年暑假，我和孩子他妈经人介绍认识了。

那时候我已经在黄埔村小学当民办教师了。说是进了学校，其实身份还是农民，户口、吃粮、工分这些都还在生产队。更要紧的是，我家以前的家庭成分不好，家里日子也穷。那时候找对象，大家不光看人，还要看家庭。条件好的人家，合适的对象早就有人介绍了；像我们这样的家庭，别人不太愿意往跟前说。

所以我年纪也不算小了，还是一直没有着落。后来有人开始给我介绍对象。黄埔初中有个教数学的老师，家里人在城固那边认识人；后来又通过亲戚和熟人，一层一层牵到了孩子他妈家。那时候都是熟人介绍熟人，谁家认识谁，事情就这样慢慢传过来。

到了 1979 年暑假，我就动身到城固那边去了。那时候出门不容易，先坐火车，再转班车，最后还要走路。到了地方以后，我先住在介绍人的家里，再由他们帮我联系孩子他妈的家人。

见面以后，我和孩子他妈一起看过一次露天电影。那时候村里放电影，幕布往空地上一挂，附近的人都搬着凳子来看。电影演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，那天见面的情形我一直记得。那时候相亲不像现在，见面以后还要谈很长时间，也没有那么多讲究。看过以后，觉得人可以，双方家里也同意，这门亲事就算往前定了一步。

后来，孩子他妈和她家里人到黄埔村来看我。她的姐姐和熟人也一同来了。她们从远地方过来，要坐火车、换班车，再从新店往村里走。到了新店以后，还要走一段乡路才能到黄埔。那时候没有小汽车，也没有手机联系，谁要到谁家去，常常就是这样倒几趟车，再靠两条腿走到门口。

我家当时是真穷。我们住的房子简陋，院子连个像样的头门都没有，只是在土墙上留了一个门洞。陕西农村人家一般都是独家独院，有个头门才像个家。可我们家连这个都没有，土墙上挖个洞，人从洞里进出。房子旁边还搭着临时的棚子，生活用品也没有多少。

我记得孩子他妈看过以后，说家里这样也可以。她没有因为房子破、家里穷就嫌弃。她家里人看了以后，也觉得我这个人还行，事情就算定下来了。那时候我心里其实很感激。一个人家庭条件不好，最怕的不是穷，是别人连了解你的机会都不给。她愿意看我这个人，愿意把这门亲事往下办，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信任。

我先回了黄埔村，等到寒假再到城固去，把结婚的事情正式说定。那时候结婚也没有现在这么复杂，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。家里穷，想讲究也讲究不起。孩子他妈曾经和我到城固县城里看衣服，她想给我买一件的确良布衫，要五六块钱。我一看价格，就说太贵了，家里没钱，最后也没有买。现在看，五六块钱不算什么；可在那个时候，几块钱就是要掂量半天的事。

1980 年正月，我们结了婚。家里人提到过正月十一这个日子，具体婚期还需要再核对；可以确定的是，婚礼就在过年以后不久。婚事办得很简单，却也有一些我一直记得的场面。

那天，孩子他妈的家人带着东西过来。她外爷带了一口箱子，箱子里有脸盆、暖壶，还有给我们的皮鞋一类的东西。老人年纪大了，走到县城东关以后累了，就坐在箱子上等。孩子他妈和她的闺蜜先从东关往新店方向走，和我在路上岔开了。我后来骑自行车，又想办法借了一辆架子车，把箱子和老人一起拉回来。

那时候的婚礼没有多少排场，家里也没有多少家具。可东西虽少，日子总算有了一个开头。两个人从见面、同意，到结婚，中间没有花哨的仪式，也没有多少可以拿出来显摆的东西，靠的就是双方家里觉得这个人还可以，愿意把两个年轻人的日子定下来。

回头看，我和孩子他妈的婚事，跟我后来当老师、考师范一样，都不是一条平坦的路。那时候我有家庭成分的压力，家里又穷，还是个民办教师；她从城固到黄埔来，也要面对一个连头门都没有的家。可她看过以后没有退，我也认定了她。人这一辈子，真正重要的事情，有时候就是在条件什么都不好的时候，彼此愿意点一下头。

1979 年暑假，我们第一次见面。1980 年正月，我们结了婚。从那以后，两个原本在不同地方、不同家庭里生活的人，就开始一起过日子了。后来有苦有难，也有很多事情要一起扛。可这一段日子，我一直记得：没有多少彩礼，没有像样的房子，也没有热闹的婚礼，但我们就是这样，把日子过到了一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