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农民到民办教师

1979 年 2 月，我进了学校，当了民办教师。

现在回头说，好像就是一句话的事。可在那时候，对一个农村人来说，这一步不小。此前我还是生产队里的人，挣工分、分粮，日子跟村里大多数人一样。人一天到黑在地里，靠天吃饭，靠队里记账，心里也没多少别的想头。能进学校，哪怕只是民办教师，也算是从泥地里往书本边上挪了一步。

我能进去，也不是凭空来的。那时候我爱写点东西，写过快板，也参加过公社、文化馆那些活动。农村里会写字、能编几句顺口词的人不多，公社干部慢慢就知道有我这么个人。后来学校缺人，原来合适的人又走了，这事情就有了空子。我听说以后，心里就动了。

一个农民，想去当教师，搁现在听着平常，搁那时候，得自己跑，得找人说，得把话说到人家心里去。

我先去找大队和公社那边能说上话的人。可一到那儿，事情不像自己想得那么顺。副手也好，其他管事的人也好，都不愿意接这个茬。你问他，他就推；你再说，他还是推。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：书记不在，书记去休假了，这事先放一放。

“先放一放”，在那时候就等于没信儿。

我心里急。机会摆在那儿，人要是不跑，事情就凉了。可真要往前跑，心里又没底。书记到底在不在？我一个农村人跑去找他，人家理不理？见了面第一句话该咋说？说轻了，人家不当回事；说重了，又怕人家觉得你不懂规矩。那一阵心里翻来覆去，就是这些念头。

后来我打听到，公社书记谢文坤的家在隔壁一个叫小寨的地方，他回去休假。我就找过去了。

从我们那儿走过去，要四十多分钟。现在想想，四十多分钟不算多远，可那天一路走过去，心里一会儿热，一会儿凉。热的是觉得这事还有门；凉的是不知道人家见不见我。脚底下走的是乡路，脑子里想的全是咋开口。走到快到的时候，心里反而更紧了。人年轻，有股劲，可也知道自己没有什么本钱，靠的就是人家愿意听你说几句话。

到了书记那里，书记倒没有摆架子。见我去了，就问我：“你咋来了？”

我就把话说了。我说，我想当民办教师。

这句话说出口，心里一下子也轻了，也悬了。轻的是终于说出来了，悬的是不知道人家下一句咋回。书记听了，没有马上把话挡回去。他说，支持，支持。这个话我一直记得。对他来说，也许就是一句顺手的话；对我来说，那时候就是把门给我开了一条缝。

当然，事情不是一句“支持”就完了。还得有条子，还得有人回去办手续，还得把公社那边说通。书记给写了话，大意是这个同志有文化，有成绩，家庭也有困难，可以考虑让他进学校当教师。具体字句我现在记不清了，可那个意思我记得很清楚。

我拿着这个话回去，心里就有了底。之前推来推去的人，这下也不好再推了。过了些日子，公社发了文，我就进了学校。

那时候民办教师不像后来正式分配的公办教师，很多事情公社、大队就能定。文件一下来，我就算当上老师了。一个月 5 块钱津贴，生产队再给我记 300 个工分。5 块钱现在看不算啥，那时候是一份身份，也是一份脸面。工分还在队里算着，粮还得靠队里分，严格说，我还没有完全离开土地，可人已经站到讲台边上了。

进了学校以后，我倒没有觉得教书是个特别难的事。不是说我有多大的本事，而是我这个人，从年轻时候起就爱看书，爱写东西，尤其喜欢文学。快板能写，小说也想写，秦腔剧本也能琢磨几句。早几年修冯家山水库的时候，别人主要出力，干土工，干砖瓦活，我在工地上还能写广播稿、写快板、写通讯稿。也就是这些事，让一些干部和身边人知道了我。

所以后来一进学校，我反倒像到了自己该待的地方。备课、教书，给学生刻题、印题，这些文化上的活，我干起来不觉得生。下地干重活，我未必比别人强；可拿起笔、翻开书、站到学生跟前讲一段课，我心里是稳的。人这一辈子，好像也有个命性。我命里大概还是个读书人，真到学校里，倒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。

后来我一直记着那位书记。名叫谢文坤。人很正直，也赏识有点文化、肯做事的人。听说他后来又到眉县做过县委副书记一类的职务，最后退休了。多年以后再想这事，我心里还是感激。人这一辈子，有时候就差一个愿意听你说话的人。你自己要争气，可也得有人在关键时候扶一把。

从农民到民办教师，不是一下子换了命。那时候我的脚底下还是黄埔村的土，手里拿的还是很少的津贴，家里日子照样紧。但从那一年起，我心里有了一个念头：人只要抓住书本，就还能往前走。

后来考师范、转商品粮、进公职，都是从这一步开始的。1979 年 2 月，我不是一下子变成了什么人物，我只是从地头走进了学校，从工分本走向了黑板。那一步，走得不响，却把后半辈子的路改了。